甲午与戊戌风云背后的女人们

   ——清季闺中秋吊

序

时维九月，天气阴霾。元人贯云石曲曰：怕秋来，怕秋来秋绪感秋怀。日有所思，夜有所怀，感肃杀之历历，嗟合欢之寥寥，然终不能泯闺中之憎爱。或为漆室忧，或惟身家议，或如鉴湖女侠所言：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今年适值甲午战争一百一十五周年祭，余虽不才，不敢忘此国恨，谨以此文为清季甲午及戊戌死国者志哀。

 一

汉家子弟满家娘，多事之秋忙与茫。寿礼高张，拆船补墙；糜尽膏粱，文武齐荒。哪堪问，九州百孔千疮！孤愤君王，失与将相，讵能意气争短长？

风也凄凉，雨也凄凉，朝鲜已让，北洋已丧，犹闻辽东师又亡，对此如何不神伤？山之上，有国殇；荒冢里，埋衷肠。身虽死，名未彰；千古恨，付沧桑！

——〖清季秋有所吊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次乙未。正月前后，北京城的夜晚在一片悲泣中变得更加阴冷。在紫禁城两侧被后人称为东城与西城的方圆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东富西贵地布满着清朝官宦们的宅邸。压抑的女人哭声就从这样的胡同与街巷中幽幽地传出来，凄凄切切，连成一片。

自去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以来，这种闺阁之悲一直呜咽了长达数月。从山东传来的消息说，她们的丈夫，那些从英法等国留洋回来的北洋水师将领、那些被西方培养成绅士加军官的青年才俊，在对日海战中或战亡，或失踪。

同样的消息，终于也传到了地僻水远的安徽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居巢区高林镇汪郎中村）。在中日黄海大战两个月后，这里接回了全村兵士的尸骨，他们的遗孀在一夜之间全部守贞殉情。

日昃之离，何可久也？苍山没海，残阳泣血。

如今的汪郎中村村后的小山坡上，荒草丛里有一群墓碑。在这片夫妻合葬的墓地上，每块墓碑上男人的祭日都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皆为血战身亡，而每个妻子去世的日子均在两个月后。这些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牺牲的北洋将士，都是丁汝昌的家乡子弟。

丁汝昌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咸丰末年，丁家迁至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丁汝昌成为北洋水师提督后，该村子弟多随之投军。甲午战中，当全村投奔丁军门的男子牺牲两个月后，消息才传到家乡，这些北洋海军下级官兵的妻子们，全部选择了同一条路——自杀殉节。

如同丁汝昌的家乡陷入全族性的悲痛中一样，培养出北洋海军中的许多士官的马尾船政学堂所在地、作为中国水师重镇之一的福州，甲午战后也几乎每家都成了烈属，这一悲情令少女谢琬莹（即冰心）刻骨铭心。她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她们家在福州时住过的那条街，甲午之后家家挂孝，她的母亲当时也准备了鸦片，准备一旦听到丈夫殉国的消息，就自杀殉情。看来，中国从前的女性想是多比男子要更有担当的，不独持家，亦能毁家纾国。诚可谓，“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留日女学会宣言〗）

巢湖与福州，从地域上，一在内地一在沿海，贫富悬殊。徽籍女子向来更为传统，所以都选择了殉节；福州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相对开放些，海军遗孀们虽未普遍殉情，但也多选择了守寡。我实在不愿，更不忍用今人后知后觉的眼光去审视她们，以为其昧于礼教。在那个以男子为家庭与社会之中心的年代，丈夫死在一场空前耻辱的战争中，她们承受的各种压力又岂是今人所能体会得了的？

时人多只注意“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降将军歌〗）的丁汝昌——正如注意“有公足壮海军威”（光绪帝挽邓世昌诗）的邓世昌，至于他们的部下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更遑论其妻小。于是，李鸿章在内外交困下终于败了，则无论海战中的那么多中国海军精英与陆战中的左宝贵、宋庆、聂士成与马玉昆等部如何奋勇死战，淮军都要被钉上耻辱柱——李的政敌们在此国难之时还要对其幸灾乐祸呢（祸起萧墙之危害总是更烈于外来的豺狼啊）！因此，丁汝昌战败被迫降后自杀也自然要叫乡亲蒙羞了。由是，我们便可以想象丁的那些家乡子弟兵的妻子们也只有“从夫于地下”这一条路可走了。她们及其丈夫，都是那个时代大清如何维系天朝上国而被迫“交学费”的的埋单者！

不过，若抛开后人的这种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的理性分析，从感情上我更愿以为这些北洋军士与其妻子无疑都是英勇的爱国者，他们殉的不是清廷与男人，而是自我的民族！正如周总理所言：“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他们的牺牲，是叶落归根，尽管是含恨地瞑目于祖国。电视剧〖沧海百年〗的片尾曲唱道：“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阴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秋天，仍有一些叫人唏嘘的故事在顽强地告诉我们：叶子落了，树还在；树枯了，大地还在。只要承载华夏文明的大地还在，就有了根，希望也就会永久存在——她哺育的儿女必将回报她以无穷的水分，使之根深叶茂。即生死相许的爱亦未必能坚守到海枯石烂，但中华儿女的爱国一定能够！

时维静夜，听远笛以哀秋；独坐清宵，闻更鸣而泣雨。对这些逝去的芳魂，与其说是殉节，毋宁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死国。

诗云：

烽烟黄海干戈盛，甲午愁云压禁城。

子弟毁家纾国难，伏尸呜咽九泉从。

二

与上面的烈妇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也不乏人在。她们不但未能鼓励丈夫为国杀敌，反而想法子拖其后腿，或是一任其为所欲为。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嫡系的淮军统领卫汝贵奉檄率盛军马步十三营六千余人由小站驻地增援平壤。临行时，李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然卫汝贵所统盛军却纪律尤坏，“遇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赴朝路上，“沿途骚扰，以致声名狼藉，其在韩境滋扰尤甚。”驻军平壤时，士卒强占民房，毁器皿，夺财物，“韩民怨谤实深”。更有甚者，卫汝贵对李中堂的话置若罔闻，而对妻子的“教诲”却言听计从，行前便把二十四万两饷银的三分之一汇往家中。更有甚者，其妻还写信交代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真是精打细算！此妇脸皮之厚，堪与辛丑之那拉氏匹敌。

山雨欲来风满楼，倭奴煞是惹人愁；家书复作万金计，莫道天凉好个秋！此后，卫汝贵果又不负妻望。八月十五日（9月14日），大清与其属国朝鲜注定无法再安度佳节。是日，平壤战起，清军溃败。卫汝贵与叶志超等弃城逃跑，在大雨倾盆中狼狈地狂奔数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到清军大队。日本人看到那封家书后，视为奇闻，将其作为战利品，一度放入自家教科书里，用来警戒国人。

翌年一月十六日，清政府发布上谕道：“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依律论斩，即行处决。”卫汝贵旋即被斩于北京菜市口。这下卫大统领只有在阴曹地府“颐养天年”了，不晓得其妻可知悔之晚矣否。〖易〗云：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奈何李鸿章乃用卫汝贵等！“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实古人歧见，奈何卫妇偏要为之印证！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大概说的就是卫汝贵夫妇吧。

卫汝贵死有余辜，然曾为他陪斩的龚照玙后竟侥幸得免一死。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淮军诸将叶志超、龚照玙等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斩（叶初判斩监候，后赦归家乡），一系狱中。至庚子联军入京，始乘乱逃出。狱卒言龚在狱中，放纵邪僻，骇人听闻。刚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自管狱郎中以下，皆成感恩知己。家中侍妾八人，轮流至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以鞭挞，凡分三等，最轻者自执鞭条挞之，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马弁以马鞭挞之。狱囚每闻妇人哭号声，辄动色相告，曰：“龚大人发脾气，打姨太太了。”

这不由叫人想起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一辩〗中那个形象的比方：“她生来就是男人的拨浪鼓，任何时候，只要男人抛开理性想要消愁解闷，它就必须在他的耳边当啷当啷地响。”假如拿龚的侍妾来与慈禧对比，亦可见如玛丽女士所言：“女人，不是奴隶就是女皇，在不被崇拜时，会立即遭到侮辱。”中国的金天翮也在〖女界钟〗说：“中国女子尊严如帝王，而卑屈不异于囚虏。”如龚照玙既系狱，其侍妾犹能忍辱负重到牢中任打任骂地伺候此声名狼藉之徒，夫则无耻已极，妇亦不知羞耶？或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们只得认命。然而，古代的〖女孝经〗又是如何教导妇女的呢？其中，诸女问：“敢问妇从夫之令，可谓贤乎？”大家则答曰：“夫有诤妻，则不入于非道。”（〖女孝经·谏诤章第十五〗）然卫妇与龚妇之所为如何？我们固不当要求她们非也殉国不可，而其时无一女能若柳如是之质问钱谦益，两相对照，高下立判。如王闿运对女儿泣诉其夫无良之密函的批语：“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然即为娼，亦不乏有骨气者。后庚子联军入京，有某国武员招数妓侍酒。悦一姬，而使译者传语，欲留一宵，不吝缠头资。姬道：“吾虽为妓，决不肯失身于外人。”译者以告，武员怒道：“不从者死。”于是拔刀置案上。姬愤然夺刀于手曰：“今日必死一人！”武员大惧，遂送归，自语道：“吾见支那官吏多矣，不意乃有此妓。”此尚可见我国人之可杀而不可辱，幸甚。再有，袁世凯为称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分割中国的“二十一条”时，许多青楼女子也激发起爱国热情，纷纷响应，不但自觉抵制日货，还捐款作为救国储金。上海清与坊沿马路藏春阁有一妓女寄函报社表明心志：“妾生不辰，侧生曲院，然虽属青楼，终期有家。有家必须有国，故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每于歌罢酒后之余，闻诸客言：有某国要求苛例，实欲制我中华为印度、高丽之第二。妾身虽为妓，亦属国民一分子，听闻之下，殊堪痛心。盖我国不能言战，实乏财耳，幸有爱国志士，倡救国储金之举，妾愧无力追随，愿以每日堂差一半收入，作救国储金……”每读及此，则知中国之终不能亡，必不能亡，虽铁血男儿亦为之热泪盈眶！

而在之前的鸦片战争时期，关天培战前曾派人给其八旬老母送去一只木匣与一封家书，当他殉难后，老母在悲痛中打开木匣，却只见儿子的几颗落牙与几件旧服装。老太太止住悲恸，只说了四个字：“吾有子矣！”如是之母，如是之儿，如是之女性与男子，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至于卫、龚则误国之贼也，不配为人子，安得称丈夫？然其妇却或与之同流合污，或依然一味盲从，比之关家母子，当羞死矣。

玛丽女士在致前奥顿主教塔列朗·佩里戈的信中指出：“假如她们的胸中燃烧起纯洁的爱国火焰，那她们不会鄙视它们，而要努力提高她们同胞的道德。教育男人们不仅要尊重妇女的端庄贤淑，而且自我也要谦虚谨慎，才能取得她们的尊敬。”可惜，这样用心良苦的告诫即便放在今天的中国怕也仍是不合时宜的——无论是对女性还是男性。而在今天同样不合时宜的，还有上述妓女与关母之举。这些旧中国的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是什么？正是被今日许多国人嗤之以鼻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义”！她们并且证明了这绝非只是男子的专利。至于卫妇与龚妇，不过是取小利与从愚夫而舍真正的圣贤之教。须知，中国之终不能亡在人心之不死，中国之必不能亡在文化之不灭；然必先有文化之不灭，而后始得人心之不死，是以中国必不会亡，终不会亡。曾国藩之成功，洪展露全之失败实皆基于此。无论是谁，若低估以至要清除华夏文化都只能是自取其辱。当然，这个道理，对于将帝王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的人，我们实在无法对牛弹琴。

言归正传。对处于男权压迫下的女性，我们固如鲁迅先生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也万不望她们偶尔一争，便是假公济私的争利！

诗云：

内子贻书陈妙策，如何上阵计终拙？

无辜侍狱奴衣褫，国恨不及杖痕多！

三

卫妇失德，龚妇迂忍，然舍其外，清季幸还有风骨凛然之巾帼。

谭嗣同夫人娴淑恭良，博览群书，谭常常叹为明达。戊戌谭嗣同殉难后，夫人入湘抚署，跪地痛哭，袖出寸刃自刎，颈血溅陈右铭中丞衣袂而死。

这是一则有关谭嗣同夫人李闰的传说，更详细的内容是：长沙宿儒李篁仙长女李闰，少即好读博览，擅胜诗韵，被推列晚清“湘中五子”，光绪九年春嫁嗣同，恰芳龄十八。戊戌夏初，谭嗣同奉诏入京参与变法，戊戌政变起，谭嗣同刑场被害之际，李闰正陪同公公谭继洵南归浏阳道上。闻此撕心裂肺之噩耗，她立时惊起，由船首跃入湘水，幸被救回。苏醒后，即乘轿赶至长沙巡抚衙门。其时的湖南巡抚，是捧场变法的陈宝箴。陈将李闰让进内室，方欲宽言劝慰，李闰已如山崩岳颓伏地恸号，俄尔，悲声道：“吾先曾谋虑如何救谭君，现在惟愿朝廷速治罪捕吾。如此，则吾与谭君即可相会于地下矣。”言犹未了，但见寒光闪处，李闰从袖间抽出匕首，抹颈自刎，鲜血喷溅陈宝箴一身。衙中诸人莫不惊骇，慌忙唤来医生，包扎伤口，将李闰小心翼翼护送回谭府。翌晨，家人只听得李闰呻吟中喃喃不已，丫环细辨，原来她在一遍遍追问“刑场杀夫之监斩者是谁？”当听知系协办大学士刚毅，脸色若纸的李闰强挣着昂起头，双手紧紧攀住床沿，用尽浑身力气，咬牙切齿地叫着刚毅之名，颈伤顷刻迸裂，血沫飞出一丈多远，气绝而殒！此时，谭嗣同就义北京尚未足旬。传说将李闰大殓入棺时，人们发现死者仍两手攥拳，紧不可解，满口银牙已尽数咬碎，颈间的血流积胸前，竟凝成一碗口大小的“刀”字……

上述虽非史实，却也折射出李氏确有的英烈之气。

 真实情形如下。

李闰是长沙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乐府诗词。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谭嗣同则冰雪情操，并旗帜鲜明地主张男女平权，生平反对纳妾，且严以律己。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夫妇仍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谭嗣同赴京前夜，据说夫妇俩灯前夜话，曾对弹谭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一片真情昭日月，君能死国妾何尤！而谭在长沙写信给李闰，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勉，似乎隐有预感，而意欲让她有思想准备，故所引留别诗句更有珍重与托付之意。

〖易〗云：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可叹的是，“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的维新变法终因多种原因而告失败了。中秋前不久，谭嗣同英勇就义于菜市口。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终日以泪洗面。她年年在亡夫忌日悼亡赋诗，有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可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仅有一首七律〖悼亡〗流传至今，读之心与俱碎：

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

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

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

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殉难后，李闰自号“臾生”，以示自我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为尊重与纪念先烈，她从二人原来的卧室搬出，住到与公公谭继洵卧室隔天井而相对的房间里。李闰养亲抚侄（谭嗣同生前无子,谭家以其侄谭炜充当“兼祧子”,为其承继香火），含辛茹苦。她还是鉴湖女侠秋瑾的闺中好友，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积极响应与捧场反缠足运动，并创办了浏阳女子师范学校。而在维新思想风行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她还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及其妻黄谨娱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并协助经元善在上海城南高昌乡桂墅里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自我的女校。1925年，李闰逝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大夫第厅堂上原悬有“巾帼完人”的匾额，系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的，亦于“文革”中被抄毁。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上，后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

窗外芭蕉空待浇，闺中长恨几时消？与李闰境遇相似的，还有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的妻子沈鹊应。

沈鹊应字孟雅，近代女词人，系中兴名臣沈葆桢次子沈瑜庆之长女，母郑夫人为林则徐小女林金鸾与郑葆中之女，容貌英爽，天资聪颖，十一年受业于同光体闽派诗歌巨擘陈衍，十六年嫁林旭。二人可谓门不当户不对，沈家是福州首屈一指的豪门望族，林旭却出身于贫寒的破落家庭，祖父曾做过县令，但父母早逝，仅靠叔父接济度日。但他特别争气，自幼以神童闻名。光绪十七年，总办江南水师学堂的沈瑜庆返乡省墓，从塾师处得林旭文，异其博赡，即以女妻之。两人于光绪十八年成亲，婚后甚相得。翌年，林旭回闽乡试，夺得解元，年仅十八年。然林旭其后两次参加会试均落第而归，好在沈家交游广阔，得以遍识名流，一度曾入荣禄幕府。戊戌，康有为组织第二次公车上书，林旭动员闽籍三百多名举人率先响应。后受光绪帝召见，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以二十四年之英年就义。

沈鹊应得知噩耗，原要入都为夫收尸，被家人劝阻，终日独处空闺，以泪洗面。她甚至以仰药、绝食等方式殉情，并亲制挽联：“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并有一阕〖浪淘沙·悼晚翠〗（林旭号晚翠）流传一时：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此词以未亡人血泪凝成，不施一点粉饰，既曲折婉转，又质朴感人。历代妇人悼夫之事，亦无如此词者，惟上述李闰之悼亡诗庶几可比。

令人唏嘘的是，林旭一截两段的身子被缝合起来运回福州后，按风俗却进不了所居的郎官巷，灵柩只能寄厝在金鸡山麓的地藏寺，而当地保守派对其变法行为恨之入骨，连尸体也不放过，竟用铁钎在火中烧红，然后将棺材捅穿。沈鹊应由此更加悲痛，后终因哀毁过度而香消玉殒。

遥记当年，郎官巷里恩爱浓，国破家亡见真情；何处再寻，一对才子佳人并肩走过那窄窄的巷道，风华绝代，深情款款。到如今，风流俱往矣！

〖易〗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征李闰与沈鹊应证之，诚哉斯言！

跋

本文三个片段的背景皆与九月有关，黄海大东沟海战是在1894年9月17日，平壤之战是在1894年9月15日，谭嗣同与林旭等戊戌六君子遇难于1898年9月28日。诚可谓，秋雨秋风愁煞人。写作顺序则是按这些长期为人们所忽略之女性的无名可查者、其夫可查者、姓名可查者逐次递进。再就是第一、二部分写甲午，第三部分写戊戌，而戊戌变法正是甲午战争的后续反应。

笔者曾经总结过：“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名留至今的女子大抵不在宫即在娼，要么是宫闱斗争中的人物——有幸承兄业而修史的曹大家班昭能有几人，要么是沦落风尘的名妓——因〖妇人集〗而留名的非烟花女子只能算个案，要么是死守贞节的烈女与寡妇——那一座座贞节牌坊隐含着多少血泪啊！偶尔冒出一个花木兰还须女扮男装，再有梁红玉、洗夫人、平阳公主、谢道韫、卫夫人等，则多少都傍了其家族或男人的势。”本文中的女性大抵也没脱出上述范围，且其中只有卫妇与沈鹊应分别在〖清史稿〗中她们丈夫的传内被附记了一句话而已。而浩瀚二十五史，惟〖辽史〗的编者脱脱对于妇女独具同情眼光。他在〖列女传·序〗中写道：“男女同室，人之大伦，与其得烈女，不若得贤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辽据北方，风化视中土为疏，终辽之世，得贤女二，烈女三，以见人心天理，有不与世道存亡者。”痛快斯言！如李闰与沈鹊应，贤女之谓，皆当之无愧——然值得指出的是，至少她们都是“知书”的大家妇人。

平心而论，若令女子与男子同受平等之教育，使其亦能与闻国事，社会并不能由此尽善尽美，世间依旧是善恶并存，“妇人起家者有之，祸于家者亦有之”（〖女孝经·举恶章第十八〗）——如第一、三节中与第二节中的女性之对比。然如叫女性也得以接受更多更全面的知识，效果应该会好得多，至少在如慈禧那样母后当国的情况时，就不会出现一道上谕里竟有二十多个错字之事（见慈禧以同治帝名义训斥恭亲王的上谕），又何至像严复在当时沉痛地指出的那样：“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而玛丽女士更早在严复之前就道破了天机：“男人不是尖刻地挖苦妇女任性放纵的情欲与卑躬屈节的恶习，就是满有理由地埋怨妇女的愚蠢与善变。我的答复是：这些都是无知的自然结果！……无知是德行的脆弱基础。”

诚可叹者，中国历来的当国者都是一边实行着愚民政策，一边借口“民智未开”等诡辩来继续其专制统治——男人们则亦在家里对女性如法炮制。于是，家国之事便全都任他们摆布，想战就战，想与便与，民言于我何有哉？如严复指出的那样，统治者尽想些野蛮书籍、礼法，行些野蛮压制手段来束缚与愚弄女子，把妇女牢牢禁锢在奴隶的地位上，进行无情的残害，天长日久，遂令“妇女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如卫妇）；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亦如〖兴女学以复女权说〗中所言：“我国女子之失权也已数千年。于兹矣洞耳缠足，不出户庭，不读诗书，见闻浅陋，惟知奴颜婢膝，依赖他人（如龚妇）……”

但吊诡的是，间或会有个别怕老婆与听老婆话的干了蠢事，由此又给“妇人头发长见识短”做了见证——其实还不是不能接受教育而导致的无知（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或者说是如玛丽女士指出的那样，“因为妇女的理智现在受到不健全的培养，她们只能得到一种有害的知识。”可怜这却要叫展露发来做替罪羊！还是那位勇敢的玛丽女士，她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曾一再主张，并且提出了在我看来是从事实中得出来的无可争辩的论据来证明我的主张，那就是妇女是不能被强迫限制在家务上的，因为她们不管怎样无知，也会干预更为重要的事务。她们忽视个人职责，就是为了以狡猾的手段去扰乱那些非她们所能理解的有次序的合理计划。”她还说道：“假如不准妇女享受合法的权利，她们将使男人与她们自我一同流于邪恶以获得非法的特权。”对此要在中国找对号入座者，大号的有慈禧太后，小号的则有卫太太。

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近代中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反省与剖析。严复说道：“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诚然，女子“不能自食，必食于人；不能自衣，必衣于人”，于是就像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所说，“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玛丽女士更有振聋发聩之语：“世界上所最缺少的是公平正义，而不是慈善施舍！”我想，这里的“慈善施舍”在中国是该打一个大大的引号的。既如此，则龚大人的侍妾们对身为国贼的夫主犹能忍气吞声地“从夫”似乎也情有可原。在男权社会里的国家兴亡，她们是“匹妇无责”的。而李闰与沈鹊应虽恪守礼教，却也因从夫之故捧场谭嗣同与林旭等人变法维新，从而对挽救国家命运有了间接的谨慎的参与，并证明确如严复之洞察：“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玛丽女士也说:“我始终认为女性愚蠢与恶行的主要根源，是产生于她们的心胸狭隘；而市民政府的规章制度，在培养女性理智的道路上，也设置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可是德行却又不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英国的市民政府尚且如此，遑论专制的清政府？而本文中所列举的部分女性在所处时代的有所作为，不能不说已是一种进步。此亦可见李贽所言不虚，他就曾列举历史上杰出女子的事迹，说假如让妇女也有学知识广见闻的机会，“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焚书·答以女人学道见短书〗上册）

李贽的话，在鉴湖女侠身上得到了确认。只有到了秋瑾，中国的女性才算独立自主地从背后走到了前台。尽管“于时世而行古道，处冷地而举热肠，必知音之难遇，更同调而无人”，她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思想，加入民主革命的潮流，为救中国，也为救妇女同胞。而这已是庚子事变后的事情了，但也无疑是先受到了甲午与戊戌的影响。

在此，且将鲁迅先生的愿望再老生常谈一番：“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我与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与强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与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画蛇添足一句：可怜鲁迅先生终是未成全朱安女士的发愿。）笔者希望今人也都能发愿：我们可以为爱而弃天下如敝履,但，我们却不能抛弃自我那受苦受难的同胞，不能离开那被叫做人类的边防。

但愿这些发愿，不会需要再过一个百年，才能实现！

2009年9月17日，适值中日黄海大东沟海战115周年祭

【附】甲午战争忠烈祠http://www.beiyang.org/zl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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